此时观影很难不联想到当下的发生，但《围歼街头》的诞生或许另有指涉：一方面，它是二战中后好莱坞左翼批判现实主义浪潮的子集，在拍摄风格上复刻发展了大洋彼岸新现实主义的特色；另一方面，它有隐含了卡山这位“不忠”的社会注义者的某些个人性方面，甚至预言了几年后的“麦卡锡”风波。在这部影片中卡山几乎抛弃同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和《亡命者》式道德评判，他试图完全打开新奥尔良的社会空间让公共性的部分得意敞视。其中灵感也许来自威尔斯的“世界大战”广播剧。
但同时矛盾地——卡山在文本中试图深入探讨传媒与公共性但又否定了其在那个环境中所起到的正向作用。他甚至一改三年前在《君子协定》中给予新闻自由必要性的坚定力肯，而试图用突发的“社会事件”去松动新闻自由自明的“宪法性”。在这方面影片的态度也的确模棱两可：卡山不断的用媒体的介入来批判建立全片的戏剧诱因，却不愿意在结尾给出具体的评判。（虽然影片最后韦德马克与记者私人见面并握手，但卡山并没有真正建立一个申明，在主角完成抓捕回归家庭后便匆匆收笔）不过与其确定卡山肯定了在某些特殊时刻抑制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毋宁说他仍旧在探讨“正当性”与“合法性”其中的互动和先后，某种程度上，这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古今之争在现代美国社会语境中的争端呈现。并且对于此议题，卡山用电影——一种公共传媒——作为引起讨论的标靶，向公众，也即作为媒介的此片的彼端，发出公共探讨的倡议。将这个议题的原则开放给柏拉图式的公共弁询。
卡山电影中呈现诸多主义之争与复杂性，卡山的人格也某种程度向公众呈现出“不同一的失落”。并不能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质料联系。但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开放性让卡山的作品带有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批判力——“非主体的、面向大众的批判力”。